建港的第二年春天,港口終於有了幾分模樣。
碼頭從最初的幾根木樁,擴建成能夠停靠數艘商船的簡易港區;
倉庫裡堆著糧食、木材、鐵器與繩索,沿岸的漁村也開始有人把每日捕獲的魚送來交易。
道路仍然泥濘,房屋仍然簡陋,城鎮中央那棟被稱為「議事廳」的建築,
甚至還有一面牆在下雨時會滲水。
但至少,這裡已經不像一群人在荒野裡勉強過活。
它開始像一個地方了。
而就在這個時候,麻煩來了。
那天下午,三名商人來到議事廳。
領頭的是個叫馬爾科的中年人,經營糧食、布匹與金屬器具。
他不是第一批來此交易的商人,卻是第一個打算長期投資的人。
「領主大人,我有一個提議。」
「先更正一下,我不是領主。」
「那麼,建設者大人?」
「聽起來像某種需要免費加班的職位。叫我名字就好。」
馬爾科笑了笑,沒有繼續糾結稱呼。
「我願意出資建造更大的倉庫,再購買兩艘商船。
但我希望港口給我三年的優先交易權,並減免部分費用。」
我沒有立即回答,而是請書記官把他的條件記錄下來。
商人想賺錢,這很正常。
如果有人告訴我,他做生意不是為了賺錢,而是為了讓世界更美好,我反而會先檢查他的帳簿。
「你投資的風險是什麼?」
「船隻可能遭遇風暴,貨物可能損失,港口也可能發展不如預期。」
「那麼,三年後如果你賺了大錢,其他商人怎麼辦?」
馬爾科皺眉。
「我先投入資金,自然應該得到回報。」
「沒錯。你應該得到合理的回報。但你投入的是自己的資金,不是整個港口的未來。」
我把他的提案分成三部分。
第一,允許他承租土地,建造倉庫,所有權與期限寫進契約。
第二,若他願意提供港口急需的船隻與運輸能力,可以依實際投資額,獲得一定期間的費用折抵。
第三,所有折抵條件公開,其他商人只要符合相同條件,也能提出申請。
「你仍然可以比別人早一步獲利,因為你願意承擔早期風險。但我不會把整個港口交給你。」
馬爾科沉默了一會兒。
「這樣一來,我的優勢就沒那麼大了。」
「是的。」
「你不怕我去別的地方投資?」
「怕。但如果一個地方只能靠讓第一個有錢人壟斷才能活下去,
那麼我們建立的不是國家,只是換了名字的私人莊園。」
我端起茶杯。
「當然,我也不會要求你做慈善。你可以不投資,我們會慢慢建設。
只是你若願意來,就必須接受規則不會只為你一個人存在。」
馬爾科離開前沒有答應。
我也沒有挽留。
三天後,他派人送來契約草案。
一個月後,他的工人開始在港口旁打地基。
他還是個商人,沒有因為一場談話就變成理想主義者。
但他逐漸明白,在這裡,他不必擔心某天醒來,
發現自己的倉庫因為某位大人物心情不好,就被宣布充公。
對商人而言,這種安心,有時比減稅更值錢。
港口擴建之後,另一個問題隨之出現。
鐵匠認為木匠浪費材料,木匠認為鐵匠漫天要價;
造船師抱怨鐵料品質不穩,鐵匠則反過來指責造船師不懂冶煉。
最後,他們把爭執帶到了議事廳。
「他做的鐵釘根本不合格!」
「他的船板尺寸每次都不一樣!」
「那是因為你給我的木料長短不齊!」
「你們根本不懂工藝!」
我看著三個人吵了半個時辰,終於忍不住問:
「你們平常做東西,有沒有留下規格?」
三個人同時安靜下來。
我又問:
「有沒有記錄材料用了多少、成品有多少、失敗了多少?」
依然安靜。
「那麼,你們是怎麼判斷對方做得不好?」
鐵匠回答:「做久了,自然就知道。」
這句話並非全錯。
老工匠的經驗確實寶貴,手感、火候、木材紋理,不可能單靠幾張紙就完全學會。
問題在於,經驗如果只存在一個人的腦袋裡,整個地方就會被這個人的脾氣、年紀與健康綁住。
於是,我做了三件事。
首先,建立最基本的工藝規格。
鐵釘的尺寸、木板的長度、船體接合處的標準、繩索的承重測試,都開始有簡單的紀錄。
其次,成立工匠評議會。
不是讓工匠決定誰比較有資格當官,而是讓真正懂技術的人共同制定標準、檢查品質,
也讓不同工坊能夠提出異議。
最後,我提出一項讓他們最初很不高興的規定。
公共工程的採購,不再只看誰與承辦人熟悉,而要留下報價、驗收與付款紀錄。
「這樣做太麻煩了!」木匠抱怨。
「沒錯。」
「那為什麼還要做?」
「因為今天是你們互相爭執,明天可能是你們的徒弟,後天就是負責採購的官員。
若每件事情都只能靠大家彼此相信,總有一天會有人利用這份信任。」
我看向鐵匠。
「我不要求你相信木匠的人品。」
再看向木匠。
「我也不要求你相信鐵匠的人品。」
兩人似乎覺得我終於說了句公道話。
「我只要求你們把工作做出來,按照事先約定的標準驗收。誰做得好,就按契約付款;
誰做得不好,就按規則修正。若有爭議,由雙方之外的人審核。」
鐵匠摸了摸鬍子。
「那麼,我的徒弟做得比我好,能不能得到比我高的工錢?」
「只要他的技術、工作量與責任相符,當然可以。」
這一次,鐵匠沉默得比之前更久。
因為他突然發現,這套規則不只限制了別人,也限制了他自己。
但它同樣保障了他的徒弟。
半年後,兩個工坊仍然會爭執,只是他們開始拿著尺寸表與測試紀錄爭執。
我認為這是文明的進步。
至少現在,他們吵架時會使用數據。
春末,學校正式招生。
最初的學校只有兩間教室、一位識字的老書記、兩名能教算術的人,
以及幾個由工匠輪流擔任的實作教師。
我沒有要求所有孩子每天從早到晚坐在教室裡。
這裡仍然需要耕種、捕魚、照顧牲畜。若教育制度建立在讓家庭失去收入的前提上,
再美好的理想也只會讓窮人先退出。
於是,學校分成兩條路。
一條是基礎教育,教孩子與願意學習的成年人識字、算術、度量衡、契約常識和基本衛生。
另一條是職業學徒制度。
想學造船的跟著造船師,想學醫療的跟著醫師,想學測量的跟著測量員。
學徒有基本生活補助,工坊則按實際教學與工作成果獲得報酬。
有人問我:
「為什麼連學徒都要付錢?以前師傅肯收徒弟,就是給他一口飯吃。」
「以前的徒弟可能要替師傅工作十年,最後還不一定能出師。
你認為那是教育,還是比較有禮貌的剝削?」
對方沒有回答。
我並不打算把所有傳統都推翻。有些師徒制度確實能傳承技藝,也能建立責任感。
但如果師傅可以隨意延長學徒期限、扣住工錢,甚至不准學徒離開,那就不再只是傳承。
所以,學徒契約必須寫明年限、訓練內容、基本報酬與結業標準。
師傅可以要求學徒認真,學徒也有權要求師傅履行教學義務。
至於那些認為知識應該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工匠,我沒有強迫他們交出所有秘方。
我只是告訴他們:
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商業祕密,但如果接受公共資金培訓學徒,就必須交付契約承諾的教學成果。你不能一邊領取公共經費,一邊只教徒弟如何掃地。」
第一批學生之中,有個女孩叫莉娜。
她的父親是漁夫,母親替人縫補衣服。她原本只是陪弟弟來報名,
卻在試聽算術課時,指出了教師板書裡的一個錯誤。
負責招生的人有些猶豫。
「女孩也要學這些嗎?」
我反問:
「她會算錯帳嗎?」
「不會。」
「她能看懂契約嗎?」
「如果教得會,自然可以。」
「那麼問題在哪裡?」
對方想了一會兒,終究沒有回答。
莉娜進了學校。
我沒有立刻宣布什麼宏大的平等宣言,只把招生條件重新寫清楚:
凡符合年齡與基本學習要求者,皆可申請;若名額不足,依公開標準錄取。
這不是所有問題的終點。
女孩將來能不能成為工坊師傅、測量員,甚至進入行政機構,還會遇到許多阻力。
但至少,第一道門不應該在她走到門前以前,就被人替她關上。
人口逐漸增加後,最讓人頭疼的不是政治,而是疾病。
港口人口密集,工人住在臨時搭建的木屋裡。夏季一到,
污水、腐敗食物與飲用水污染的風險迅速升高。
一名藥草師告訴我,村裡最近有人腹痛、嘔吐,還伴隨嚴重腹瀉。
我立刻要求停止使用那口出現異常的井,另外提供煮沸過的飲用水,
並安排病人隔離照護、清潔排泄物污染區域。
當地人對此頗有微詞。
「以前我們也喝那口井,怎麼沒事?」
「以前港口有這麼多人嗎?」
「沒有。」
「那麼,現在的情況就不一定和以前相同。」
我沒有假裝自己是萬能醫師。
我懂一些基本衛生原則,卻不可能憑著另一個世界的常識,就治好這個世界所有疾病。
於是,我們開始招募醫者、藥草師與助產者,建立病患紀錄,
記下症狀、飲食、居住環境與治療結果。
藥草師熟悉本地植物,醫者熟悉診斷與治療,助產者了解婦女與新生兒的照護。
三者之間有時會互相看不起,我便要求他們共同制定基本的照護流程。
誰都不能因為對方的知識來自不同傳統,就先認定對方毫無價值。
當然,若某種療法沒有成效,甚至造成傷害,也不能因為它是祖傳秘方,就禁止別人質疑。
我們開始建立公共水井、排水溝、垃圾處理區,
並規定屠宰、製革與其他容易污染水源的作業區域。
這些事情不會讓吟遊詩人寫出激昂的史詩。
「偉大的建國者,下令清理排水溝,避免居民感染疾病。」
這種詩大概賣不出去。
但當一座城鎮的孩子不必因為喝水而生病,工人不必因為一場感染就失去工作,
醫療才真正成為國家的力量。
而不是只有在戰場上,才有人想起生命的價值。
秋天,第一批居民代表正式召開地方議會。
議題包括港口費用、道路維護、糧食儲備、學校經費,以及下一年度的防洪工程。
會議持續了整整一天。
有人嫌稅費太高,有人嫌道路修得太慢,有人認為學校不應該花那麼多錢,
也有人抱怨公共工程的承包程序太過繁瑣。
我坐在旁邊,逐漸理解為什麼許多開國者最後都會想當獨裁者。
只要把所有人趕出去,自己決定一切,確實快得多。
問題是,這樣做也會讓所有事情都必須由自己決定。
我寧可多聽幾個時辰的抱怨。
至少會議結束後,我還能把責任分出去。
就在散會前,一位頗有威望的漁村長者站了起來。
「我們既然願意跟隨你,為什麼不乾脆選你當國王?」
議事廳突然安靜。
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出現過幾次。
對許多居民而言,國王是最熟悉的政治形式。
他們知道領主會收稅、國王會下令、貴族會裁決糾紛。
他們未必相信這些制度公平,但至少知道該向誰請求。
至於讓普通人參與決策、讓官員受到監督、讓公共帳目可以被檢查,反而是一套陌生的做法。
我站起身。
「如果我當國王,今天這些問題都可以由我直接決定。」
眾人點頭。
「但明天呢?如果我病倒了,誰決定?如果我死了,誰繼承?
如果我的兒子是個混蛋,你們要怎麼辦?」
有幾個人忍不住笑了。
我沒有笑。
「我不是說我的兒子一定是混蛋。我只是說,
制度不能建立在假設某個人的後代永遠比別人聰明、善良、能幹的基礎上。」
長者問:
「那麼,誰來保護我們?」
「軍隊。」
「誰指揮軍隊?」
「依法任命的軍事指揮官。」
「誰監督他?」
「由法律規定的機構監督,並且要有能夠追究責任的程序。」
「那麼,誰制定法律?」
「由人民選出的代表參與制定,但法律也必須保障少數人的基本權利,
不能讓多數人想怎麼做就怎麼做。」
長者沉思許久。
「這比選一個國王麻煩多了。」
「沒錯。」
我非常坦率地承認。
「而且,這套制度不保證每個人都會做出正確的決定,
也不保證永遠不會出現貪官、蠢貨或壞人。」
眾人面面相覷。
「那你為什麼要這麼做?」
我看著議事廳裡的人。
「因為我們不能保證每一任掌權者都是好人,所以才需要一套即使掌權者不是好人,
也能限制他的制度。」
這一次,沒有人立刻接話。
我知道他們還沒有完全理解。
沒關係。
制度不是靠一場演說就能建立的。它必須經過無數次爭執、修正、失敗與重新嘗試,
才能逐漸成為人們習慣的生活方式。
最後,長者沒有再提選國王的事。
他只說:
「那麼,明年我們要先修哪一段道路?」
我差點感動得流下眼淚。
不是因為他終於理解了共和制度的偉大。
而是因為他終於把我從王座旁邊,拉回了道路維修的預算表。
那年冬天,我開始把更多事情交給別人。
農業試驗由農業委員會負責,工坊標準交給工匠評議會,
地方工程由地方議會提出需求,再交由技術人員評估。
公共帳目定期公開,重要採購必須留下紀錄,行政職位逐步建立任期與交接制度。
至於我自己,則把時間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
例如檢查港口的防波堤。
例如確認糧倉沒有漏水。
例如處理兩個村莊為了灌溉水量吵得不可開交的問題。
以及思考,為什麼明明已經有了議事廳,我還是每天都要被叫去解決問題。
某天晚上,我翻閱一疊新的行政報告。
其中一份寫著:
「西側道路排水設施維護責任不明,建議重新劃分管理區域。」
另一份寫著:
「公共糧倉今年的耗損率高於預期,應調查原因。」
還有一份:
「港口商人要求重新檢討貨物秤重標準。」
我放下報告,望向窗外。
港口燈火稀疏,工人正在最後一艘船旁整理纜繩。
遠處的學校還亮著燈,幾名年輕人正在學習算術。新建的道路上,有輛載著木材的貨車緩慢駛過。
這裡沒有王都那種華麗的宮殿,也沒有英雄凱旋時的歡呼。
但有些事情確實正在改變。
一名農夫可以向議會提出水渠分配不公的問題,而不必先向領主下跪。
一名工匠可以憑自己的技術獲得報酬,而不必依賴某位貴族的賞識。
一名商人可以把資金投入倉庫,而不必每天擔心某個大人物忽然決定沒收他的財產。
一個漁夫的女兒,可以坐在教室裡學習讀寫與算術,而不必先證明自己出身於某個高貴的家族。
這些事情看起來很小。
小到沒有哪一件值得吟遊詩人單獨譜成史詩。
但它們累積起來,便可能改變一個地方的命運。
我終於明白,這個世界的人並不是不需要理想。
他們只是沒有義務為一個陌生人的理想付出性命。
如果我要求他們先相信我,再跟著我冒險,
那麼我與那些要求人民效忠的國王,其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。
真正的差別在於——
我必須讓他們看見,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,他們仍然有辦法繼續生活。
於是,隔天我向議會提出新的建議。
建立一套不依賴創始者的行政制度,並開始培養能夠接替現有負責人的第二批人才。
議員們看完提案後,第一個問題竟然是:
「你是不是打算離開?」
我看了他們一眼。
「我只是認為,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成為整個國家無法替代的存在。」
這是非常合理的回答。
至於我心裡真正想的是什麼……
我只是希望,有朝一日,我能在一個沒有緊急公文等著我的下午,
安安穩穩地坐在港口旁的酒館裡,吃一盤烤魚,喝一杯酒,再決定明天要去哪裡旅行。
畢竟,我當初離開勇者小隊,就是為了不再替別人的命運負責。
現在,我居然親手建立了一個需要長期維持的國家。
這大概就是人生最諷刺的地方。
不過,至少我還有一個優勢。
我不是國王。
所以,從理論上來說——
我應該有權請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