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,她发烧了。
我不知道是洗澡受了凉,还是我那一巴掌。也许都有。她的脸肿了半边,嘴角结了一层薄薄的血痂。我给她量体温,三十八度七。我给她喂药,她不肯张嘴。我把药片碾碎,混在粥里,用勺子一点一点地喂。她吃得很慢,喉咙里发出很小的声音,像一只受伤的鸟。
我说,对不起。
她看着我。她的眼睛还是那样,黑得像两口井。我宁愿她骂我,打我,或者哭。可是她什么都没有做。她只是把粥咽下去,然后说,咸了。
我愣了一下。我说,是吗?我尝了一口。确实咸了。我放了两次盐。
她说,没关系。
那天下午,小周来了。她带了一袋尿不湿,还有一叠表格。她看见雪怜脸上的红印,问我怎么回事。我说,她昨天晚上从沙发上摔下来了。小周看了看雪怜,又看了看我。雪怜说,是我自己不小心。
小周走了以后,我坐在床边,很久没有说话。
她说,你不用这样。
我说,哪样?
她说,像一只做了错事的狗。
我笑了。我笑得很难看。我说,你倒是很会说话。
她说,我以前很会说话。现在也会,只是没有人听。
从那天起,我们开始了一种很奇怪的生活。
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,先给自己打针。药是每隔一天打一次,打在肚子上。针头很细,扎进去的时候不疼,推药的时候有一点胀。我对着镜子,把睡衣掀起来,捏起一小块皮,扎进去。我的肚子上有很多小小的针眼,像一片被虫蛀过的叶子。
然后我给她洗脸、刷牙、换衣服。她没有手,也没有脚,做这些事的时候,她就像一个很大的婴儿。可是她的眼睛不是婴儿的眼睛。她什么都懂。她知道我什么时候心情好,什么时候心情不好。她知道我哪一天忘了吃药,哪一天打了针之后想哭。她甚至知道我在撒谎。
我给她喂饭。我用左手托住她的后脑,右手拿勺子。她咽得很慢。有时候一口粥要在嘴里含很久。我不催她。我发现,喂饭是一件很安静的事。勺子碰到碗边,发出轻轻的一声。她的喉咙动一下。窗外的车开过去。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。
我给她洗澡,每隔一天一次。我把她抱进浴室,放在塑料凳上,用毛巾一点一点地擦。她不再盯着我看了。至少不当着我的面看。有时候我转过身,会从镜子里看见她的目光,很快地移开。我装作没有看见。
我给她换尿不湿。第一次做的时候,我戴了两层手套。她闭着眼睛,脸涨得通红。我说,没关系,我是看护,我什么都见过。她说,你看护过死人吗?我说,看过。她说,那我和死人有什么区别。我说,死人不会说咸了。
她笑了。那是她第一次笑。她的笑很轻,像有人在雪地上踩了一脚。
我照顾她,比照顾任何一个病人都细心。我给她梳头,给她擦身体。我像一个模范看护。医院里的人都夸我。他们不知道,我是在赎罪。赎罪也是一种自恋。我一边赎罪,一边希望她永远不要好起来。她好了,就不需要我了。她不需要我,我就没有罪可以赎了。
我渐渐发现,她并不是一个安静的人。她只是没有可以说话的人。她以前在图书馆工作,整理旧书。她喜欢看侦探小说。她说,她最喜欢的是那种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是谁、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人的故事。我说,为什么?她说,因为那种故事里,坏人也是可怜的。
我说,坏人不值得可怜。
她说,你也不是坏人。
我没有说话。
我每天出门上班的时候,会把她放在窗边的椅子上。她的轮椅停在窗户前面,她可以看见楼下的小花园,看见买菜的邻居,看见放学的小孩。我把她的手机放在她脚边——她没有手,但她可以用脚趾。她的脚也没有了。她只能用一根特制的笔,用嘴叼着,在平板上写字。那支笔上有很多牙印。
我教她用平板。她学得很快。她写的第一个词是「谢谢」。第二个词是「为什么」。
我说,什么为什么?
她写:为什么对我好?
我说,因为你可怜。
她写:可怜的人很多。
我说,因为你安静。
她写:安静的人很多。
我说,因为我家有空房。
她写:你在撒谎。
我把平板关掉了。我说,你该睡觉了。
她看着我。她的嘴角有一点笑。那笑不是嘲笑。我分不清那是什么。
邻居赵阿姨来敲过几次门。她住在三楼,退休了,每天在楼道里转悠,像一只嗅觉很好的老猫。她问我,你家里那个女人是谁?我说,是我远房表妹。她说,你一个男人,和一个不能动的女人住在一起,不太好吧。我说,我不是男人。她愣了一下,说,那你是什么?我说,我是看护。她说,看护也不能住在一起啊。我说,那你去照顾她。她就不说话了。
赵阿姨走了以后,雪怜在平板上写:你不是男人,也不是女人。
我说,你倒是很会总结。
她写:那你是什么?
我说,我是林雪。
她写:林雪是什么?
我没有回答。我把窗帘拉上了。我说,外面冷。
其实我是怕她看见别人。
我开始不喜欢别人看她。小周来的时候,我不喜欢。社区医生来的时候,我不喜欢。楼下的男人抬头看窗户的时候,我更不喜欢。我把窗帘换成厚的,白天也拉着。房间里总是很暗,只有台灯亮着。雪怜说,我快忘了太阳是什么样子了。我说,太阳没有什么好看的。
她说,你怕什么?
我说,我什么都不怕。
她说,你怕我走。
我没有说话。
她说,我没有脚,走不了。
我说,你还有嘴。
她笑了。她说,我的嘴只会说咸了。
有一天晚上,我给她洗完澡,把她抱回床上。她忽然说,你把衣服脱了。
我愣住了。我说,什么?
她说,我想看看。
我说,看什么?
她说,看你。
我说,不行。
她说,为什么?
我说,因为不好看。
她说,我又不是没有见过不好看的东西。
我站在那里,很久没有动。浴室里的水还在滴。暖气片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我忽然觉得很累。我这一年,不,我这三十四年,好像一直在穿衣服,一直在遮,一直在藏。我藏我的身体,藏我的声音,藏我的过去。我藏得那么好,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衣服下面是什么。
我把灯关了。
我说,只能看一会儿。
我脱掉了上衣。我的胸口在激素的作用下鼓起来一点,不大,像两个还没长好的馒头。我的肚子上有很多针眼。我的肋骨很明显。然后我把裤腰往下拉了一点,露出那道疤。那道疤在内裤的边缘下面,粉红色的,像一条很细的蜈蚣。
我站在那里,像一个展览品。我是自己的展览品。
她看着我。她的目光很慢,从我的脸,到我的胸口,到我的肚子,到那道疤。她没有笑。她也没有害怕。她只是看,像在图书馆里看一本很旧的书。
她说,疼吗?
我说,早就不疼了。
她说,我当时很疼。
我知道她说的是她的手和脚。我说,我知道。
她说,你也被切掉了。
我没有说话。
她说,我们是一样的。
我坐在床边,忽然哭了。我哭得很难看,鼻涕和眼泪一起流下来。我想忍住,可是忍不住。我像一个被老师罚站的小学生,站在那里,一边哭,一边觉得自己很丢脸。她没有手,不能拍我的背。她只是把额头靠过来,碰了碰我的肩膀。
她说,你别哭了。你哭起来不好看。
我说,我本来也不好看。
她说,你好看。
那天晚上,我睡在她床边的地上。我很久没有睡得那么沉。我梦见一片很大的雪,雪地上有两个雪人,一个没有手,一个没有脚。它们靠在一起,慢慢地化了。